最后一点，她说得格外清晰，殿中不少官员，尤其是那些与刑狱、监察相关的官员，心头都是一凛。这几乎是在直指当前酷吏横行、滥用刑讯的弊端！女帝这是要……约束酷吏？还是仅仅做个姿态？不少人偷眼去看来俊臣、索元礼等人，只见来俊臣面色如常，仿佛事不关己，索元礼则微微眯起了眼睛，看不出喜怒。
“新律草案，限一年为期。其间，文学馆可随时上奏疑难，朕当亲览。所需典籍、人手、钱粮，各有关衙门，需全力配合，不得延误。”武则天最后定下调子，一锤定音。
“臣等领旨，陛下圣明！”百官齐声应和，声音在空旷的大殿中回荡。
朝会散去，消息如同长了翅膀，迅速传遍神都，并随着驿马驰向四方。在压抑了许久的神都，这无疑是一枚投入深潭的石子，激起了层层涟漪。表面平静的朝局之下，暗流开始涌动。
对于绝大多数在恐怖中噤声的官员和士人而言，女帝下诏重修律法，尤其是强调“删繁就简”、“去苛从宽”、“程序公正”，像是一道从厚重阴云缝隙中透出的微光。虽然无人敢公开欢呼，但私底下，不少人心中重新燃起了些许希望——或许，在铁血清洗之后，帝国真的要走向一个更有规则、更少随意恐怖的未来了？至少，这是一次可以“合法”参与、表达某些理念的机会。
而对于文学馆的设立，以及狄仁杰被委以总编修之重任，明眼人都能看出女帝的深意。狄仁杰为人刚正，明习吏事，通晓律令，更难得的是，他在之前的清洗中，虽未明确反对，但也与酷吏保持距离，未曾参与罗织陷害，在朝野清流中颇有声望。由他主持修法，既能保证新法的质量，也能在一定程度上安抚人心，弥合裂痕。而太子李瑾的参与，则更是一个明确的信号：新法不仅关乎当下，更着眼于未来，是女帝为继承人铺路的重要举措。
诏令下达后不久，文学馆在洛阳城南的崇文馆旧址正式挂牌成立。这里曾是收藏典籍、校勘图书、汇聚学者之地，环境清幽，馆舍宽敞。狄仁杰以宰相之尊，亲自坐镇，从各地征召的明法之士、饱学宿儒开始陆续抵达。
这是一支奇特的队伍。其中有皓首穷经、精通汉律乃至先秦法家典籍的老儒，如来自江南的徐文远，对《唐律疏议》倒背如流；有精明干练、长期在刑部、大理寺任职，熟悉司法实务的中年官员，如刑部郎中裴谈，以断案公允著称；有思想活跃、不满旧律陈腐、试图引入新理念的年轻学子，如出身寒门、进士及第后入弘文馆的刘晏（注：此处为艺术虚构，与历史上的财政家刘晏同名不同人），对商事、田土纠纷等新兴领域的法律问题颇有见地；甚至还有少数几位在之前风波中因“立场正确”或背景相对简单而被提拔的官员，如苏味道，文采斐然，也被征召参与文字润色工作。
李瑾几乎每日都会抽时间来到文学馆。他不以监修的身份指手画脚，而是像一个谦虚的学生，听取各位学者的意见，参与讨论。他与狄仁杰的配合也越发默契。狄仁杰老成持重，总揽全局，把握修法的大方向和原则性问题；李瑾则思维敏捷，常常能提出切中要害的问题，或从“仁政”、“民本”的角度出发，对新法条款的细节提出建议。例如，在讨论“刑讯”条款时，李瑾力主严格限制刑具规格和使用条件，必须有多名官员在场监督，并且“拷囚不得过三度，总数不得过二百”，且“拷满不承，取保放之”，以防屈打成招。这些建议，不少都与狄仁杰的想法不谋而合。
然而，修法之路绝非坦途。文学馆内的争论，常常激烈异常。
关于如何处理“十恶”大罪（谋反、谋大逆、谋叛、恶逆、不道、大不敬、不孝、不睦、不义、内乱）的条款，争论尤为激烈。旧律对此处罚极重，且多株连。有学者认为，为彰显新政威严，对危害社稷、君父之罪，当从严从重，以儆效尤。但以徐文远为代表的一些老儒则从经典出发，认为“刑乱国用重典，刑平国用轻典”，如今新政推行，当示天下以宽仁，对“十恶”中的某些条款（如部分涉及家庭伦理的“不孝”、“不睦”），可适当减轻处罚，或缩小株连范围。双方引经据典，争执不下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