晨雾还没散尽的时候，陆怀民已经蹲在河滩上快一个钟头了。
面前那只用铁皮罐头盒改成的炉子，正“嗤嗤”地冒着呛人的白烟，这是他用河泥和黏土一点点捏出来的“野外柴火炉”，能让湿柴也烧得旺。
炉子上坐着个搪瓷缸，里头熬着给父亲止咳的枇杷叶水。
河对岸传来拖拉机的突突声，隐约能看到公社墙上新刷的标语。
雾太大，看不清字，但陆怀民知道，那是那种鲜亮的红底白字，正一层一层地盖在旧标语上。
可刷标语的人似乎总舍不得把旧字完全抹去，于是“农业学大寨”的残迹还从新漆下隐隐透出来，一层覆一层，像是这个沉默时代的年轮。
搪瓷缸里的水滚了第三遍，枇杷叶的清香混着土腥味飘出来。
陆怀民用布垫着手端起缸子，吹开浮沫，抿了一小口——不涩不苦，火候刚好。
这是1977年6月，皖南一个叫陆家湾的小村庄。
他是陆怀民，十六岁，初中毕业就回村务农的“知识青年”，如果初中毕业也算知识青年的话。
父亲陆建国是生产队的老庄稼把式，母亲在家操持家务，妹妹陆晓梅十四岁，刚读完初二，下学期能不能继续上，还没着落。
“怀民啊——”
坡上传来母亲周桂兰的喊声，带着水乡人特有的绵软调子。
陆怀民应了一声，小心端起滚烫的搪瓷缸往家走。
老陆家的土坯房趴在村东头，屋顶的青瓦缝里长出几丛瓦松。
院子里的枣树还没到结果的时候，叶子在晨风里轻轻摇晃。
“哥。”
陆晓梅从屋里出来，扎着两个麻花辫，身上的碎花衬衫明显是母亲旧衣改的，袖口接了一截，颜色稍有不同。
她接过搪瓷缸，小手被烫得缩了一下，却稳稳端住了。
“小心烫。”陆怀民说。
她点点头，捧着缸子往屋里走，又回过头小声说：
“昨天王老师说，村里的学校退学学生越来越多，快办不下去了。”
她的眼睛亮晶晶的，像晨露。
陆怀民闻言却是心里一动。
他想起来了——1977年10月，停滞了十年的高考将重新开放。
这是改变无数人命运的时刻，也是这个家庭可能面临的第一个重大选择。
前世，他是在收稻子时从路过的公社干部那里听说的。
那时他未满十七，听到消息只是愣了愣，继续弯腰割稻。
因为他只是初中毕业，家里需要劳力，读书太奢侈。
后来呢？
后来他进了镇上的农机站，靠自学成了技术员，再后来成了工程师。
四十二岁那年，他拿到了在职研究生文凭，捧着证书在办公室里坐了一夜。
那些本该在二十岁读的书，他用了二十年才补上。
“先吃饭。”母亲端出粥和窝头，“一会儿还要下地。双抢开始了，队里忙。”
双抢——抢收早稻，抢插晚稻。
这是一年中最苦最累的时候，时间紧，任务重，老天爷的脸色说变就变。
全村老少，只要能动弹的，都得下地。
陆怀民看着桌上的早饭：一盆稀得能照见人影的玉米粥，几个掺了麸皮的窝头，一小碟腌萝卜干。
妹妹晓梅小心地夹了一根萝卜干，在粥碗里蘸了蘸，才放进嘴里慢慢嚼。
就在这时，父亲陆建国回来了。
他个子不高，背微微有些驼，是常年弯腰劳作留下的印记。
裤脚沾着露水，解放鞋的边缘磨得发白。
陆建国沉默地洗了手，坐到桌边，先喝完了陆怀民熬的枇杷叶水，随后端起粥碗，呼噜呼噜地喝。
一家四口在晨光里吃早饭，没有人说话。只有碗筷碰撞的轻微声响。
陆怀民咬了一口窝头，粗粝的口感让他差点呛到。
但他强迫自己咽下去。这具身体熟悉这种食物，胃已经习惯了这种填充。
他知道，对现在的中国农村来说，吃饱，就是最大的幸福。
可他不止想要吃饱。
他想要更多。为了自己，也为了这个家。
……
日头刚爬到树梢，田埂上已经站满了人。
生产队长敲响了挂在老槐树下的半截铁轨，“铛铛铛”的声音传遍整个村子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