国际法和区域法提供了道义高度和基本原则，但要在摩纳哥海域的游艇上实现“现场擒获”，最终必须依靠摩纳哥本国的法律武器。苏瑾将焦点完全集中在摩纳哥国内法上。
“阿九，调取摩纳哥刑法典、刑事诉讼法、民法典中关于盗窃、窝藏、销赃、伪造文件、洗钱等罪名的具体规定。特别是关于‘对涉嫌用于犯罪的物品’的扣押、保全程序。还有摩纳哥关于执行国际刑警组织红色通报、以及进行跨国司法协助的具体法律法规和操作指南。”
海量的摩纳哥法律文本被调取、翻译、分析。苏瑾聚精会神，如同在沙海中淘金。
“找到了。”她的目光锁定在摩纳哥刑事诉讼法第56条及相关条款，“根据摩纳哥法律，检察官在初步调查阶段，如有‘合理理由’怀疑某物品系犯罪所得或与犯罪行为有关，可以下令对该物品进行‘司法扣押’（saisie judiciaire），以保全证据或防止其被转移、灭失。这种扣押可以是基于检察官的单独决定，无需预先获得法官批准，尤其是在情况紧急、证据可能灭失的情况下。”
“合理理由（raisonnable indice）……”苏瑾沉吟道，“我们掌握的被盗记录、国际刑警红色通报、以及文物本身与阿斯特里翁基金会可疑交易的关联，能否构成‘合理理由’？大概率可以。但关键在于，由谁来启动、如何执行这个‘司法扣押’？通常需要摩纳哥警方的执法人员在场执行检察官的命令。我们无法在游艇上变出一个摩纳哥警察。”
她的思路快速转动：“那么，退一步，我们是否可以依据相关法律，以‘权利人’或‘利害关系人’（我国政府作为文物的合法所有权主张方）的身份，在发现涉嫌赃物时，向物品所在地的执法人员（如果现场有，或者我们能迅速召来）提出‘报案’（déclaration）和‘保护性申请’（requête en protection），要求其立即对物品采取保护性措施，防止转移？这或许能更快地触发执法程序。”
阿九迅速检索相关判例和程序指引。“苏瑾姐，根据摩纳哥司法实践，权利人或利害关系人发现涉嫌犯罪的物品，特别是当物品处于可能被立即转移的风险中时（如在移动的交通工具上），可以向最近的执法机关或通过紧急司法渠道报案，并提供初步证据。执法机关在初步核实后，有权限对物品进行‘就地封存’或‘控制’，直至检察官或预审法官做出进一步决定。特别是当涉及国际犯罪（如跨国文物盗窃）且有国际组织通报支持时，执法机关的行动空间和主动性会更大。”
“很好。”苏瑾眼中闪过一丝亮光，“这就是我们需要的‘现场抓手’之一。我们需要准备好极其完备、无可辩驳的初步证据包，在发难的同时，立即通过事先建立的紧急联络渠道，提交给摩纳哥警方、海关和检察院的指定负责人，请求他们依据摩纳哥刑事诉讼法第XX条（具体条款待最终确认）以及相关国际公约义务，立即采取行动，派遣执法人员前往‘海妖号’对涉嫌赃物进行‘控制’或‘扣押’。”
但她知道，仅凭“涉嫌赃物”和“可能转移风险”这两点，在游艇上那些非富即贵的宾客和背景深厚的拍卖方（阿斯特里翁基金会）面前，可能还不够分量。对方完全可以以“所有权争议需由法院裁定”为由进行拖延，甚至反诉。她需要更重的砝码。
“阿九，重点检索摩纳哥关于打击洗钱和资助恐怖主义犯罪（LCB-FT）的法律法规，特别是其中关于‘可疑交易报告’（STR）、‘资产冻结’和‘临时措施’的规定。以及金融情报中心（SICCFIN）在接到可疑报告后的反应时限和权限。”
另一套复杂的法律体系展开。摩纳哥作为金融中心，其反洗钱法律体系相对完善。
“根据摩纳哥法律，”苏瑾快速梳理着，“任何机构或个人，如有合理理由怀疑某项交易涉及洗钱或资助恐怖主义，有义务向SICCFIN报告。SICCFIN在初步审查后，如认为情况紧急、存在资产转移风险，可以立即通知检察官，由检察官下令采取临时冻结措施。而且，对于涉嫌洗钱的财产，扣押和没收的门槛和程序可能比普通刑事案件更为灵活和迅速。”
她的思路越来越清晰：“如果我们能现场提出有力证据，证明阿斯特里翁基金会在处理这三件文物时，涉嫌参与洗钱活动（例如，利用高价艺术品交易掩盖非法资金流动，或为来源不明的资金提供‘合法’渠道），那么案件性质就变了。从一个可能陷入漫长所有权争议的民事/文化财产案件，升级为涉及严重金融犯罪的刑事案件。摩纳哥当局，无论是出于履行国际反洗钱义务的压力，还是维护本国金融中心声誉的考虑，都必须在第一时间做出更强烈的反应。检察官下令扣押涉案物品（文物）以及相关文件、资金的可能性将大大增加，而且反应速度会更快。”