再次，是艺术、娱乐与生活方式的深度融合。
最直观的融合发生在音乐与舞蹈领域。宫廷燕乐中，龟兹乐、高昌乐、疏勒乐、安国乐、康国乐等“胡部新声”早已与传统的“清商乐”分庭抗礼，甚至更受欢迎。来自中亚的琵琶、筚篥、横笛、羯鼓等乐器，成为乐队核心。舞者身着胡旋裙，在急促的鼓点中飞速旋转的“胡旋舞”；动作刚健、节奏鲜明的“胡腾舞”；乃至带有杂技性质的“柘枝舞”，风靡于宫廷宴会、贵族府邸乃至市井勾栏。玄宗朝极度盛行的“胡风”，在武则天时代已蔚然成风。不仅乐工、舞伎多为胡人，许多士大夫也以精通胡乐、能跳胡旋为时尚。
饮食上，胡风更炽。胡饼（馕、烧饼等）成为常见的市井小吃；用胡椒、茴香、豆蔻等“胡味”烹制的菜肴，刺激着唐人的味蕾；来自波斯的三勒浆、龙膏酒，大食的蔷薇露，成为达官贵人宴饮的新宠。甚至饮茶之风，也因禅宗与文人雅士的推崇而方兴未艾，与来自西域的葡萄美酒并行不悖。服饰方面，窄袖紧身的“胡服”，头戴“帷帽”或“浑脱帽”，脚蹬“胡靴”，成为男女出行、游玩的流行装扮，尤其受女性欢迎，因其比传统的宽袍大袖更为利落便捷。宫廷贵妇中，模仿吐蕃的“赭面”（以红褐色涂面）妆饰一度流行，虽引来保守派“不闻华人心，竟学吐蕃面”的嘲讽，却难阻风尚。
在文学与艺术领域，外来影响亦悄然渗透。诗人笔下，出现了更多“葡萄美酒夜光杯”、“胡琴琵琶与羌笛”的意象。画家描绘的“番马”、“胡商”题材增多，线条与用色也隐约吸收了某些西域画风的元素。一些来自印度、波斯的建筑样式、纹饰图案（如联珠纹、忍冬纹、莲花纹的变体），被巧妙地融入寺庙、宫殿乃至贵族宅邸的装饰之中。
然而，这种“海纳百川”的包容，并非毫无边界、全盘接受的“同化”。 大唐文化展现出一种强大的主体性和消化能力。外来的音乐被吸收，但音律、曲式逐渐与中原传统融合，形成新的“燕乐”；胡旋舞的激烈被稍加驯化，融入更多宫廷舞蹈的优雅；胡服的窄袖被保留，但材质、纹饰更加华美，符合华夏审美；胡食的烹调方法被借鉴，但食材和口味被调整以适应更广泛的受众；甚至景教的十字架，也被工匠们巧妙地与祥云、莲花等传统纹饰结合，雕刻在教堂的建筑构件上。这是一个以我为主，兼容并蓄，进而转化创新的过程。如同浩瀚的海洋，接纳万千江河，无论河水是清是浊，是急是缓，最终都化为自身那一片深邃而独特的蔚蓝，并因其广纳百川而更显博大。
官方对这种融合趋势，总体持乐见其成的态度，甚至有时会推波助澜。武则天本人就常在宫中设宴，演奏胡汉合璧的乐曲，欣赏融合了胡风的舞蹈。朝廷的典礼、宴飨中，胡乐胡舞是重要组成部分。李瑾主持的“异域文献馆”和“珍异考工所”，更是从国家层面，系统性地进行着文化的筛选、引进与融合工作。
当然，并非所有人都对此欢欣鼓舞。一些恪守“华夷之辨”的守旧士大夫，对弥漫朝野的“胡风”深感忧虑。他们上疏进谏，认为过度沉溺胡乐、胡舞、胡食、胡服，是“用夷变夏”，会导致礼崩乐坏，人心不古。有人痛心疾首地写道：“自从胡骑起烟尘，毛毳腥膻满咸洛。女为胡妇学胡妆，伎进胡音务胡乐……” 他们将安史之乱后唐朝的衰败（在原本历史中）归咎于“胡化”，而在当下，这种忧虑已然浮现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