对此，武则天和李瑾的态度是明确而坚定的。在一次朝会上，有御史以此为由，请求朝廷下诏，禁止官员百姓“过度”穿戴胡服、沉迷胡乐。武则天听后，淡然道：“禹出西羌，文王生西夷，然皆圣人也。服饰音乐，不过器物声乐之末，何关礼乐之本？ 昔赵武灵王胡服骑射，而国以强。今四海一家，胡汉皆为朕子民。胡人慕我华风，习我礼仪，是教化之盛；汉人偶着胡服，喜听胡音，亦是寻常人情，何足深怪？只要不违礼法大义，不害风俗根本，听之可也。 若一味禁绝，反显我朝心胸狭隘，非大国气象。”
李瑾亦补充道：“海纳百川，有容乃大。 我华夏文明，自先秦以来，便是不断吸纳融合四方之长，方能成其博大精深。胡乐激昂，可振人心气；胡服便捷，利于行事；胡食新奇，可广滋味。取其长处，补我不足，化胡为华，正是我文明生生不息之活力所在。若固步自封，拒人千里，才是衰败之始。当然，”他话锋一转，看向那位御史，“大人所虑，亦非全无道理。兼容并非盲从，开放当有根基。 我朝之根基，在于圣人之教，在于礼义廉耻。此乃根本，万不可动摇。至于服饰、饮食、音乐之流变，只要不伤根本，无碍教化，大可从容视之。”
女皇与太子的定调，再次为这种文化上的开放与融合提供了最高层的背书。包容，成为这个时代的主流精神。它体现在洛阳西市胡商店铺鳞次栉比的喧嚣中，体现在宫廷宴会上龟兹乐与清商乐的交响中，体现在士子诗中“胡儿”与“汉月”并存的意象中，体现在普通市民早餐的一块胡饼、一杯酪浆中。
苏琬在《永昌纪事》中，以充满诗意的笔触描绘了这一景象：“……是时也，洛阳城中，胡汉杂处，熙熙攘攘。 波斯贾客，解语长安；高丽生徒，通经国子。祆祠烟火，与大秦寺钟声相闻；胡旋急鼓，共清商雅乐同奏。 市井间，胡饼与汤饼争香，葡萄酒共茶汤竞爽。 士女出行，胡服窄袖，帷帽轻纱，翩然若仙，了无羁绊。 此非礼崩乐坏，实乃盛世之容，海纳之象。盖我朝国力鼎盛，文教昌明，故能以我为主，化融万方，不惧其变，反喜其新。如巨浸吸纳百川，不择细流，故能成其深广；如洪炉熔炼五金，不分彼此，乃得铸就精钢。此等气象，非强盛自信之世，不能有也。”
当然，这种包容是建立在强大自信基础上的。唐人以其辉煌的文明、强盛的国力为傲，因此在面对外来文化时，心态是从容的、好奇的、甚至有些居高临下的。他们乐于尝试新事物，欣赏异域风情，但骨子里依然坚信华夏文明才是最高、最完美的形态。这种自信，使得他们对外来文化能够采取“拿来主义”的态度，取其精华，去其糟粕，最终将其消化吸收，转化为自身文化肌体的一部分。永昌年间的大唐（周），正以其海纳百川的胸襟，上演着一场波澜壮阔的中外文明大交融，为后世留下了无数璀璨的记忆，也塑造着这个帝国独特而开放的精神气质。这气质，如同那个时代洛阳夜空下，由万家灯火、祆祠圣火、佛寺长明灯与隐约的景寺烛光共同绘就的辉煌图景，多元，明亮，而又和谐统一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