方涵说她也记住了。她想了想，又说还有一件事——韩部长上次在便签上写的那句话，她在白板上贴了很久，现在她摘下来了。她从文件夹里抽出那张发黄的便签——上面是韩世清亲手写的最后一行字：“以上工作，如不能在任内全部完成，请接任者继续推动。每一项都是划在技术与人之间的防线。不是终点，是接力棒。”她把便签放在自己笔记本的第一页，用透明胶带把边缘贴牢，然后合上笔记本。韩世清看着她的动作，把右手伸进左边的上衣口袋里——夫人早上放进去的那一小包纸巾还在，旁边是那瓶速效救心丸。他的手指在药瓶上停了一下，然后移开。
晚上，韩世清独自坐在办公室里。窗外长安街上华灯初上，深秋的风把梧桐树上最后几片叶子吹落。他拉开抽屉，把速效救心丸放在桌上。这一瓶又空了一点。他把父亲的习题集从抽屉最底层翻出来，翻到最后一页，用手指轻轻抚过那行蓝色圆珠笔写的小字——“数学里没有真正的末位，因为总有一个解法的第一步不在统计中。”那个被虫蛀了一半的“计”字还安静地待在纸页边缘。
他靠在椅背上，闭上眼睛。在他当面向中枢汇报赋分制法定化可行性时，秦铭逐一列举了多年运行积累的证据，而他在会前亲手写给秦铭的法定化可行性提纲，从临界阈值推导一直列到欧盟公约引用，现在这份提纲还压在秦铭文件夹的最上层。窗外长安街上，车流在深秋的暮色中汇成一条细长的河。他把习题集合上，放回抽屉，然后站起来关了灯。黑暗中只有长安街的路灯透过窗帘缝隙投进来一道极细的金线。
十一月中旬，苏瑾收到卫健委彭处长的正式邮件。邮件的附件是一份装订整齐的PDF文档，标题为《青少年侵入式神经接口排异评估标准（修订草案征求意见稿）》。正文只有几行字，措辞简洁——“苏女士：感谢您在前期听证会上提供的建设性意见。修订草案征求意见稿已于今日在卫健委官网公示，公示期至十二月中旬。欢迎您在公示期内提交书面补充意见。”
她把修订草案从头到尾逐条读完，用了整整一个下午。客厅里的光线从午后一直变到黄昏，她起身开了台灯。在“排异反应评估指标”部分，新增了“持续性亚临床症状评估参考条目”——包括睡眠中断频率、触觉异常对日常生活的影响、注意力碎片化程度等。她在这条旁边用黄色荧光笔标注了“已部分采纳”，在旁边空白处写上“采纳了我建议中关于睡眠中断、触觉异常、注意力碎片化三项核心指标”。在“企业数据披露要求”部分，新增了“企业应建立青少年亚组长期随访数据库，并定期向监管部门报告随访结果”。她标注“已部分采纳”，批注：“核心要求已被纳入，但公开方式仍为‘摘要公开’而非‘全文公开’，后续建议推动更完整的数据披露。”在“患者参与”部分，草案加了“鼓励企业建立患者主观症状反馈通道”。她标注“已部分采纳”，批注：“措辞为‘鼓励’而非‘要求’，约束力不足。后续补充材料中将重点论证从‘鼓励’升级为‘要求’的必要性。”
她也注意到了草案的保留。监督委员会的“患者家庭代表”前面加的是“鼓励”而非“要求”——这意味着企业可以选择邀请患者家庭参与监督，也可以选择不邀请。企业公开青少年亚组数据的方式被设定为“摘要公开”而非“全文公开”——这意味着企业可以自行决定哪些数据属于“摘要”范畴，哪些不需要公开。
她把草案打印出来，用三种颜色的荧光笔逐条标注——黄色是“已采纳”，蓝色是“部分采纳”，红色是“未采纳”。标注完后她把草案放在茶几上，站起来走到窗前。窗外银杏叶已经落了大半，光秃秃的枝条在初冬的风中轻轻摇晃。她想起去年在家长会上看到的那张成绩分布图——植入和未植入两条曲线正在分开，她那时候只觉得那两条线代表的是成绩，后来才渐渐明白那是不同阶层在技术浪潮面前被推开的不同轨道。现在她手里的这份草案，正是试图把那两条被技术推开的曲线重新拉近的第一次制度化尝试。她回到电脑前，打开一份新文档，标题是《关于修订草案征求意见稿的补充意见》。她开始逐条写：关于将“鼓励”改为“要求”的论证；关于将“摘要公开”扩展为“全文公开”的建议；关于监督委员会表决权的明确化。每一项都附上对应的案例和数据来源——她女儿的排异日志、维权群里的家长证言、智桥科技数据库上线后首批数据的分析摘要、何春生案判决书中关于“加强跟踪监管”的原文。她决定在公示期内提交这份补充材料。
女儿大学放寒假回来那天晚上，苏瑾在餐桌上把草案的事告诉了她。女儿把筷子放下，认真听她说完。然后说她室友这学期选了公共政策案例分析课，期末论文想研究青少年神经接口监管政策的演变，问她能不能用她的排异数据做案例。苏瑾说可以，但要匿名。女儿说当然——她自己也不想让别人知道那些数据是她自己的。
苏瑾看着女儿把一块鱼肉夹进碗里仔细剔刺的样子。她的手指很稳，左手握筷，右手拿勺，动作利落。苏瑾想起她第一次拿到排异评估报告的那个下午——她把报告放在膝盖上，反复用手指摩挲报告边缘，摸到纸张有些发毛，然后抬头问妈妈，什么叫“亚临床”。现在她在帮室友做政策案例分析。苏瑾说那你可以把今天卫健委的修订草案也作为素材——正好是第一手资料。女儿说她已经下载了，正在看。
奥姆尼总部在拉斯维加斯全球神经技术峰会上正式对外公布“永恒之塔”项目的那个下午，新加坡正下着热带的雷阵雨。雨来得快去得也快，半个小时后太阳重新从云层后面钻出来，菩提树叶子上的水珠在阳光下闪着极细的光。张薇坐在办公桌前，面前的屏幕上开着三个窗口——左边是奥姆尼总部发来的内部通报全文，中间是安德斯·林奎斯特几分钟前发来的加密消息，右边是玛丽亚·冯从布鲁塞尔发来的紧急邮件。
她逐行读完内部通报。奥姆尼CEO艾伦·克劳斯亲自主持了发布会。项目选址在内华达沙漠一片废弃的军事基地旧址上，占地面积相当于一个小型城镇，外围设有物理隔离和通讯管制。首批二十名志愿者已签署知情同意书，入驻全封闭实验社区。项目将运行相当长时间，期间持续采集志愿者的神经映射数据。技术伦理审查由奥姆尼内部伦理委员会独立完成，未邀请任何外部观察员。克劳斯在发布会上说：“永恒之塔不是逃避现实，是通往人类未来的桥梁。”
全球舆论几乎在消息公布的瞬间就分成了两极。几家科技媒体的头条用上了“里程碑”“新纪元”等词，配图是沙漠中那座低矮的灰色建筑群，外观看起来更像一座数据中心而非人类社区。欧盟多国政府在消息公布后不久纷纷发表声明——法国的措辞最强硬，要求奥姆尼立即接受国际独立观察；德国的声明更克制但立场同样明确——长期封闭式意识映射实验在现行国际法框架中属于灰色地带，但“灰色不等于合法”；日韩政府则表态“审慎观察”。自媒体平台上，奥姆尼官方账号下的评论区堆满了两极分化的留言，有用户说“这是富人的永生游戏”，另一个用户反驳“志愿者都是经过严格筛选的成年人，他们有权利选择自己的未来”。